<<第三人稱的旁白是男的喔？>>
Kozloff, S(1988)在Invisible storytellers: voice-over narration in American Fiction Film中，
指出第三人稱的旁白，往往站在電影世界中的至高點，俯視角色，他似乎了解角色的命運，
因果與內心狀態。 他不必是戲中任何一個角色，也不必代表作者發言，他就是凌駕在故事
之上的說故事的人。像是“世界大戰“（1953以及2005）開場中，那個厚重又具張力的嗓音，
站在宇宙的高點，告訴人類正在被某種外來的生物窺視著。 有趣的是，Kozolff（1988）
認為這個人絕大多數在美國電影裡都是男性。他進一步推測，這可能跟我們習慣將上帝
聯想為男性有關。也有可能是因為，男性的聲音在文化上更具有說服力。
當我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，我的腦海裡，一直在尋找一個熟悉的電影旁白。
<<美少男之戀>>（1998）裡那個貫穿全場的，娓娓道來每個角色的內心糾葛與期盼
的"女性的聲音。"
我一度肯定地以為她就是我熟悉的張艾嘉，只有因為她是張艾嘉，
才足以符合Kozloff(1988)所說的第三人稱旁白的使命，"具有相當的高度"，
"具有相當的神話意義"。也就是說，破除了性別的界限，“因為這個聲音是張艾嘉，
所以我聽她說故事。“
不過，事實上，那個迷人的嗓音卻是林青霞的，不是張艾嘉的。我開始反思，
在看<<美少男之戀>>時，我真的有去在乎女性旁白的來歷嗎？我有因為她是女性，
而不相信她所說的故事嗎？我有去追究，那個聲音必須在影片之中被交代？
哪怕是出現一個張艾嘉的鏡頭也好？讓旁白變成非第三人稱？
或許癥結點，在於我們跟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可能是宗教上的，
也有可能是娛樂產業上的。前者，小弟還無法深入研究，後者倒是可以
嘗試看看。
<<喋喋不休的無聲電影>>
1927年“The Jazz Singer“在美國揭開了有聲電影的序幕，在商業體制的運作之下，
製作有聲電影的風潮很快就在美國夢裡發酵，那標榜的是一個追求科技突破等於賺錢的地方。
不過，同樣的科技到了歐洲，和東方，似乎有了不一樣的結果。之前的筆記提過，
歐洲曾將有聲電影視為破壞默片影像語言的兇手。至於遙遠的東方呢？
在日本，早在1896年，愛迪生發明Kinetoscope的後三年，日本人就首度接觸到了電影。
不過在這個精彩的邂逅之後的二十年，發展出來的卻是另外一套欣賞電影的商業模式。
有別於美國把電影工業視為科技突破與商機，讓老美一直不斷地求新求變進而發展電影敘事。
對於早期的日本人來說，那是“西方來的新鮮科技“，他們打算向自己的國人介紹這個科技，
又怕鄉親聽不懂，所以找了能言善道的辯士（benshi）來解釋。
辯士解釋時,內容一開始往往還包括了科技的介紹，以及設備的大致原理。
就像是跟來賓或遊客們講解一項科技大發明。
（Mastuda Film Productions: http://www.matsudafilm.com/matsuda/c_pages/c_c_1e.html）
（在西方，盧米埃為了遮蔽投投影機噪音，而找來樂師彈奏音樂。進而發展出彈奏符合
劇情需要的音樂，又或是找人來演出對白，甚至請交響樂團演奏。）
不同於西方，辯士講著講著，講出了樂趣，講出了一種全新的，
獨特的娛樂內容，更成為了流行。
觀眾愛上了辯士的表演，觀眾會跟著辯士到不同的戲院聽他說電影，說故事。
辯士成為了當時電影播映商業下最紅的明星。(同樣的景象也出現在台灣電影萌芽的階段。)
除了辯士之外，還有一群演員配合著辯士的口白演出（kowairo），
他們有男有女，專為特殊的角色做現場配音，不過一定不會踰越以辯士說話為主的表演形式。
Dym, Jeffery(2008)在<<辯士的歷史>>
（A Brief History of Benshi (Silent Film Narrators)）中指出，
這個風潮到了1917年的時候達到高峰, 當時的辯士中，有一成一的女性。
更有男性以模仿女生的聲音演出。
另外，雖然一直有日本導演嘗試拍電影，不過日本電影的敘事語言一直到
1915-1920年代才開始被討論，在當時pure movement的風潮下，
極力抨擊benshi和kowairo過度詮釋劇情，
讓日本人沒辦法說好自己的故事，因為“很多創作者仰賴辯士的演出，
即使影像交代不清楚，也會被說得很清楚。“
非常有趣的是，這個運動不太成功，因為當時的觀眾早就把“聽辯士說故事“視為觀影娛樂的一部份。
運動中，只有kowairo漸漸淡出，benshi依舊風采，而且更勝以往。
很多當時的日本電影，都會以符合辯士表演的形態，來拍攝電影。
也就是說，旁白成為了帶領這項表演的重要內容。
即使在<<爵士歌手>>之後，有聲電影來到日本，辯士的傳統還依然持續到
1939年最後一家沒有喇叭系統的戲院歇業為止。（Dym, 2008）
台灣人早期的電影經驗，也跟日本人，也跟辯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在鄭邦鎮老師的回憶自述裡有很多清晰的輪廓（台灣電影五十年 http://www.ctfa.org.tw/taiwan50/02.htm）。
不多贅述。
<小結一下>
電影工業和動畫工業，在萌芽階段看似是以科技的發展帶動內容的創意。
不過有別於西方， 日本以及當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在一開始都只能把他當作
一種新鮮的舶來品。進而，直接以自己熟悉的方式，讓新的科技變得有趣，
讓陌生的科技變得親近，而不是在科技的發現裡找到樂趣。也因此造就了
長達三十多年的辯士文化。
或許年輕的我們（或許我還年輕...）可以想想，這個以旁白為基礎的藝術文化，
到了今日，是不是還有機可循呢？如果女生的辯士作為旁白可以被當時的人接受
（即使受到pure movement的打壓），林青霞或是張艾嘉還是蔡琴的聲音又有何不可呢？
好的，至於中國大陸電影的默片時期（國民黨還在對岸的時候），
又發生了什麼事呢？....學海無涯啊～～～
目前只知道1932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拍攝的桃花泣血來到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
搭配上辯士詹天馬與作曲家王雪峰的曲子，造成了大轟動。
Kozloff, S(1988)在Invisible storytellers: voice-over narration in American Fiction Film中，
指出第三人稱的旁白，往往站在電影世界中的至高點，俯視角色，他似乎了解角色的命運，
因果與內心狀態。 他不必是戲中任何一個角色，也不必代表作者發言，他就是凌駕在故事
之上的說故事的人。像是“世界大戰“（1953以及2005）開場中，那個厚重又具張力的嗓音，
站在宇宙的高點，告訴人類正在被某種外來的生物窺視著。 有趣的是，Kozolff（1988）
認為這個人絕大多數在美國電影裡都是男性。他進一步推測，這可能跟我們習慣將上帝
聯想為男性有關。也有可能是因為，男性的聲音在文化上更具有說服力。
當我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，我的腦海裡，一直在尋找一個熟悉的電影旁白。
<<美少男之戀>>（1998）裡那個貫穿全場的，娓娓道來每個角色的內心糾葛與期盼
的"女性的聲音。"
我一度肯定地以為她就是我熟悉的張艾嘉，只有因為她是張艾嘉，
才足以符合Kozloff(1988)所說的第三人稱旁白的使命，"具有相當的高度"，
"具有相當的神話意義"。也就是說，破除了性別的界限，“因為這個聲音是張艾嘉，
所以我聽她說故事。“
不過，事實上，那個迷人的嗓音卻是林青霞的，不是張艾嘉的。我開始反思，
在看<<美少男之戀>>時，我真的有去在乎女性旁白的來歷嗎？我有因為她是女性，
而不相信她所說的故事嗎？我有去追究，那個聲音必須在影片之中被交代？
哪怕是出現一個張艾嘉的鏡頭也好？讓旁白變成非第三人稱？
或許癥結點，在於我們跟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可能是宗教上的，
也有可能是娛樂產業上的。前者，小弟還無法深入研究，後者倒是可以
嘗試看看。
<<喋喋不休的無聲電影>>
1927年“The Jazz Singer“在美國揭開了有聲電影的序幕，在商業體制的運作之下，
製作有聲電影的風潮很快就在美國夢裡發酵，那標榜的是一個追求科技突破等於賺錢的地方。
不過，同樣的科技到了歐洲，和東方，似乎有了不一樣的結果。之前的筆記提過，
歐洲曾將有聲電影視為破壞默片影像語言的兇手。至於遙遠的東方呢？
在日本，早在1896年，愛迪生發明Kinetoscope的後三年，日本人就首度接觸到了電影。
不過在這個精彩的邂逅之後的二十年，發展出來的卻是另外一套欣賞電影的商業模式。
有別於美國把電影工業視為科技突破與商機，讓老美一直不斷地求新求變進而發展電影敘事。
對於早期的日本人來說，那是“西方來的新鮮科技“，他們打算向自己的國人介紹這個科技，
又怕鄉親聽不懂，所以找了能言善道的辯士（benshi）來解釋。
辯士解釋時,內容一開始往往還包括了科技的介紹，以及設備的大致原理。
就像是跟來賓或遊客們講解一項科技大發明。
（Mastuda Film Productions: http://www.matsudafilm.com/matsuda/c_pages/c_c_1e.html）
（在西方，盧米埃為了遮蔽投投影機噪音，而找來樂師彈奏音樂。進而發展出彈奏符合
劇情需要的音樂，又或是找人來演出對白，甚至請交響樂團演奏。）
不同於西方，辯士講著講著，講出了樂趣，講出了一種全新的，
獨特的娛樂內容，更成為了流行。
觀眾愛上了辯士的表演，觀眾會跟著辯士到不同的戲院聽他說電影，說故事。
辯士成為了當時電影播映商業下最紅的明星。(同樣的景象也出現在台灣電影萌芽的階段。)
除了辯士之外，還有一群演員配合著辯士的口白演出（kowairo），
他們有男有女，專為特殊的角色做現場配音，不過一定不會踰越以辯士說話為主的表演形式。
Dym, Jeffery(2008)在<<辯士的歷史>>
（A Brief History of Benshi (Silent Film Narrators)）中指出，
這個風潮到了1917年的時候達到高峰, 當時的辯士中，有一成一的女性。
更有男性以模仿女生的聲音演出。
另外，雖然一直有日本導演嘗試拍電影，不過日本電影的敘事語言一直到
1915-1920年代才開始被討論，在當時pure movement的風潮下，
極力抨擊benshi和kowairo過度詮釋劇情，
讓日本人沒辦法說好自己的故事，因為“很多創作者仰賴辯士的演出，
即使影像交代不清楚，也會被說得很清楚。“
非常有趣的是，這個運動不太成功，因為當時的觀眾早就把“聽辯士說故事“視為觀影娛樂的一部份。
運動中，只有kowairo漸漸淡出，benshi依舊風采，而且更勝以往。
很多當時的日本電影，都會以符合辯士表演的形態，來拍攝電影。
也就是說，旁白成為了帶領這項表演的重要內容。
即使在<<爵士歌手>>之後，有聲電影來到日本，辯士的傳統還依然持續到
1939年最後一家沒有喇叭系統的戲院歇業為止。（Dym, 2008）
台灣人早期的電影經驗，也跟日本人，也跟辯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在鄭邦鎮老師的回憶自述裡有很多清晰的輪廓（台灣電影五十年 http://www.ctfa.org.tw/taiwan50/02.htm）。
不多贅述。
<小結一下>
電影工業和動畫工業，在萌芽階段看似是以科技的發展帶動內容的創意。
不過有別於西方， 日本以及當時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在一開始都只能把他當作
一種新鮮的舶來品。進而，直接以自己熟悉的方式，讓新的科技變得有趣，
讓陌生的科技變得親近，而不是在科技的發現裡找到樂趣。也因此造就了
長達三十多年的辯士文化。
或許年輕的我們（或許我還年輕...）可以想想，這個以旁白為基礎的藝術文化，
到了今日，是不是還有機可循呢？如果女生的辯士作為旁白可以被當時的人接受
（即使受到pure movement的打壓），林青霞或是張艾嘉還是蔡琴的聲音又有何不可呢？
好的，至於中國大陸電影的默片時期（國民黨還在對岸的時候），
又發生了什麼事呢？....學海無涯啊～～～
目前只知道1932年上海聯華影業公司拍攝的桃花泣血來到日本統治下的台灣，
搭配上辯士詹天馬與作曲家王雪峰的曲子，造成了大轟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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